管理学的五个新问题

管理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比科技更重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高度重视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打破思维定式、管理定式,促进管理的因时制宜和与时俱进;立足全局,树立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曾有哲人论断,管理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比科技更重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高度重视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打破思维定式、管理定式,促进管理的因时制宜和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后,企业管理、社会管理、教育管理、文化管理、民生事业管理等都汲取了外国的好经验,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由于快速发展和管理改革的快速推进,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矛盾,面临诸多新问题。2010年4月面对校园血案的发生,我曾向中央提出了“从校园之外构筑校园平安”的建议,得到了胡总书记的批示。与此同时,反思了校园血案发生的深层次问题,可以概括为七个不能持久和八个必须转变:
  “七个不能持久”是:①依靠国外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久;②依靠农民工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久;③产品技术落后,附加值太低不能持久;④对国外技术依赖度过大、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久;⑤粗放经营、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久;⑥二氧化碳排放过高,耗能过大不能持久;⑦污染环境、损坏生态严重不能持久。
  “八个必须转变”是:①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②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③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化率过低必须转变;④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尼系数过大必须转变;⑤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⑥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平必须转变;⑦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⑧文化发展重视不足,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
  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新战略,从战略高度对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在社会加速变迁情况下,管理工作必须担当起改革的新使命。作为管理科学家,必须要立足全局,树立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根据本人的研究,我们的管理学,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需要改变就事论事的管理和创新,强化管理的全局意识和统筹观念;二是需要对改革的限度进行考量,防止一种倾向引发另一种倾向;三是要高度重视对公权利的限制,严防腐败发生;四是要正确对待利益博弈带给管理的干扰,坚持为广大百姓服务的方向;五是要加强网络应用,把信息化融入管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只有针对这五个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找出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措施,中国的管理才能上升一个新台阶,才能完成新时期的管理的责任和使命。

 

 

 

转变就事论事的管理思维,强化管理的全局意识和观念

  孙子兵法曰:“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事;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既是尊重客观规律的重要论述,也是管理工作的重要指南。世间万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我们不论做哪方面的管理,都要既关注周边事物可能带来的影响,也要关注可能带给周边事物的影响。仅就事论事,就管理论管理,而不考虑外围环境和全局情况,不仅难以把自身的管理做好,而且还可能给外围环境造成危害。
  例如,对煤变油的管理,由于一开始不注重全局利益,而是单纯追求能把煤变成油就是成绩,直至出现了一些企业不顾客观效益的煤变油的推广热潮。当时我到神木去访问总理刚考察过的一个煤变油的大企业,当我问及煤变油的能量转化率时,一位总工程师告诉我是42%。煤当中蕴藏的能量,经过煤变油的转化,有58%被消耗在这个过程之中了。我是长期从事工业生产管理工作的,当我听到这一能量转化率如此之低时,感觉到这一技术尚不成熟,还不能推广,此后“煤变油热”逐渐冷却下来。这件事说明,我们的管理工作是存在就事论事的问题的,不注重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
  前些日子,我参加会议讨论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问题。据我在国内外的大量调查发现,我们国家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地位极其低下,在民办教育方面,中国既没有一个学校能享有美国哈佛、哥伦比亚、英国剑桥和牛津、日本早稻田等这些大学的崇高地位,相反民办教育有不少已经因其地位过低而难以为继。在职业教育方面,从招生开始都得让一、二、三本先招生完了,职业高校才能招录,职业高校毕业生不能报考公务员等,已经把职业教育的地位降到了全社会都另眼看待的最底层。但是,我们在会上根本不能面对主要问题,而是就事论事的做一些细节的改革。我引用赵朴初先生讲过的一句话来形容哪些就事论事的教育改革试验:“脑袋都没了,哭头发有何用?”不立足大局,所做的就是论事的改革,根本解决不了当今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面临的严重问题。
  再就是城市房价过高、城市化难以推进问题,也是住房建设管理方面缺乏全局意识和较少统筹观念造成的。本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到70%以上,要推进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要推进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住房建设作为农民变市民和实现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应该是很早就需要统筹考虑的。但由于管理上只注意到城市怎么现代、房产怎么发展、政府收入怎么改善,而对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欠考虑,从而导致了房价无限高企、城市门槛越来越高、城市化越来越难、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这些案例,说明了我们的管理因缺乏全局意识,缺乏整体统筹,引发的不良后果是十分突出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为了推进科学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统筹内政、外交、国防;统筹治党、治国、治军;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我想,所有这些统筹既是对管理工作的新要求,也是真正搞好管理工作的基本保证。

 

 

 

 

对管理改革限度进行考量,防止一种倾向引发另一种倾向

  中国汉语中,用度组成的词有很多,长度、宽度、深度、广度、温度、浓度、透明度、对比度等等。物质有度、精神有度、科学有度、法律有度、民主有度、自由有度,可以说凡是存在都有度。管理的改革也不例外,同样存在着管理度。管理的改革既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过右了会出现管理松弛,造成管理混乱,过左了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人的创造力,阻碍科学发展。
  总结30多年来的管理改革,凡是做得好的就是较准确的把握了管理度。但是,由于快速发展,往往也有明显的矫枉过正现象。为了科学发展搞好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分需要对那些管理度过了的地方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其能够因时制宜。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了让少数人和少数地区先富起来,这在资源紧缺,竞争意识淡薄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改变吃大锅饭的习俗和促进竞争,一定要强调效率优先,这样的指导思想为我们改变落后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谬达尔所言,不均衡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要在政府的干预下推进均衡发展,防止两极分化出现。为此,进入21世纪后,我们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策略,但由于后发地区已经失去了东部发展时的卖方市场的好时机,在买方市场的制约下仍然步履艰难。由此造成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均收入差距都处于世界的前列,这不仅造成内需不振,抑制了可持续发展,而且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负担。
  又如当年提倡的包产到户和对安徽凤阳小岗村精神的大力弘扬,这不仅激发了中国农村改革,也较快的解决了农民的温饱和中国的吃粮问题。但是,没想到这样一种倾向的出现,也引发了另外一种倾向,至今30多年了,中国农村一家一户的经营体制依然稳固如山。世界上的经验证明,农村经济要发展必须要走合作化和集约经营的道路。为此,远在1953年,中国就倡导了农业合作社,只是急于求成出了问题,但不等于说合作化的道路有什么错误。改革开放后农村涌现出的光辉典型,江苏华西村、河南刘庄等,实际都是农民合作组织与市场对接的产物。因此,我们管理的改革,一定要关注一种倾向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在今天的农村发展中,要重视改革一家一户的经营体制,倡导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的建立。不要过分提倡大企业走进农村兼并土地,要把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利润留给广大农民,农民富了,才有走向城市和融入城市的承载力,我们的城市化也才能更好推进。
  管理学不仅要学外国的好经验,而且要继承中国的好传统,孔子在《中庸》一书中讲到: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对矛盾折中、致和,追求中正、和谐,与时俱进。我认为这都是搞好管理的目标和责任。

 

 

 

 

要高度重视对公权力的限制,严防腐败多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既是对我们的管理学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管理学面临的新任务。
  有人说,当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几乎都是腐败造成的,而腐败的发生又都与管理不善直接相关。在2009年1月至2011年7月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犯罪大案67968件,其中百万元以上占5221件,千万元以上391件,涉嫌犯罪的干部处级以上2524人、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买官卖官、地产开发、金融贿贷、工程承包、行政审批、税收征管、司法审判、工商管理、招标采购、入学就业、工作调动、检查评比甚至足球裁判等如此广泛的社会管理领域所暴露出的大量贪污挪用、监守自盗、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挥霍浪费等,都说明我们的管理出现了黑洞。管理的不到位,管理的失职、渎职以及管理的不规范、不完备、不真实、不公开,都为腐败犯罪敞开了大门。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出温州120的问题。病人家属拨打120请救护车带病人向杭州转院时,来了一辆“假救护车”,这辆车因呼吸机不能用,重病号不得不想办法向有关方面报案另想办法。结果发现,这个“假救护车”是一个高价车,每公里10元钱,温州到杭州要花几千元的车程费。当进一步调查,为什么打“120”会派来假救护车时,发现是掌管120派车权的人有意这么安排,旨在从中提20%的车程费,以饱私囊。如此一个小小的公权力,为了个人得利,就可以置病人的死活于不顾。由此可见,当今加强对公权的管理该是多么的必要。
  不久前我到土耳其调查食品安全的管理时,他们农业部的官员讲,重点是狠抓粮油食品的标准化。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的认证时,他们认为,他们国家还没达到这个发展阶段,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他们主要工作是保食品标准化和全民的食品安全不出问题,而且也基本没问题。根据我们的了解,土耳其居民人均年收入12000美元,比中国高很多,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发展到大量认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阶段,而我们却到了大量认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阶段呢?我们不仅用了大量的精力认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而且在大量认证绿色和有机食品产区、绿色和有机企业、绿色和有机商店等。相反,关系广大民众的食品标准化反被严重淡化了。更有不少有权、有钱的单位在大搞自己的绿色食品基地,严重弱化了对最广大食品生产的管理和监督,致使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突出。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管理方面对公权约束的欠缺,使得部分人、部分单位对五花八门的认证产生了兴趣,更使此中的腐败得以盛行。
  因此,我们的管理工作,必须认真限制公权的泛滥和私用。只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才能涤荡腐败之因,才能减少腐败发生。

 

 

 

 

正确对待利益博弈的干扰,坚持为广大百姓服务

  当今管理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拦,我们不是说不考虑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问题是既得利益者话语权过大,往往会使应该进行的管理改革不能推行。
  例如,异地高考难以推动的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拦造成。北京在异地高考方面虽有让步,但只能让农民工子女在京报考职业学校,完全堵塞了异地报考子女的上升道路,这是何等的不公平!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3年,中国耕地由19.5亿亩下降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1980年至2010年,城市区域面积由5000平方公里上升到4.6万平方公里,面积增加9.2倍,而同期城镇常住户籍人口仅从1.9亿人增加到4.6亿人,城市化率仅有35.3%。很多城市的政府都是把从农民手中得到的便宜土地拍卖给地产商,将所得大批收入用于推动城市改造,并选择向高端发展,在高端设施、高端产业方面进行全面规划、全面投入,推进了城市的高档化、贵族化,更气派、更豪华。迄今中国的摩天大楼已经超过1000座,远远超过美国的436座。我们的农民工和农民出身的大学生有两亿多人,他们大多分布于大城市。这些农民工和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几十年来不仅为这些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已经在这些城市生活二十年左右。有的人18岁就进北京了,现在孩子都20多岁了,仍然没资格落户北京。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多蜗居于地下室、城中村或是城乡结合部。更可怕的是,在做教育调查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子女占80%,也就是说整个国家15岁以下的人口中,80%是农民!就这样,我们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狂喊什么“农民工不愿进城”,甚至用统计方法的改变,大讲城市化一年一个百分点,以此来阻止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的顺利推进。
  此外,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土地占补平衡指标的异地使用,这也是强势压弱势,既得利益集团阻拦管理改革和阻拦发展方式转变的又一表现。本来经济的发展是由经济要素的高势能地区向低势能地域流动的,土地占补平衡指标的异地使用,就等于剥夺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遇,会进一步拉大地区差距,使富的地区更富,使穷的地区更穷。二是过分强调把农户的宅基地作为城市发展用地的主要来源。一些地方为了扩大城市规模,不惜用各种手段低价占有农民的宅基地,有的则把农民赶上高楼,并很少给农民留下生活空间。如此的利益博弈,严重干扰了正常管理。基于此,我们的管理工作,必须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竭力排除利益博弈的干扰;必须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管理工作的奋斗目标。

 

 

 

 

要加强网络应用,把信息化融入管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由于计算机研发和卫星技术的突破,以及光通讯技术、芯片技术、软件技术的问世与快速提升,特别是庞大无比的网络技术的方兴未艾,已经把整个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各个行业和家家户户连接到一起。历史上没有哪一项发明,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和作用,可以使人类在极方便的条件下进行交流和沟通。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大大推动了全球一体化,在文化、技术、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方面,已经消除了距离遥远的鸿沟,打破了森严壁垒的国界。信息网络技术在管理工作方面的渗透,不仅极大提高了知识技术和文化的快速扩散,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 ,降低了工作成本,而且还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管理模式、政府办公模式、文化传播模式、教育讲授模式、安全控制模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
  因此,信息和网络技术向管理学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进行渗透和融入,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牵引机和推进器,对提高效率和效益将不可低估。事实证明,凡是信息技术普及较好、网络应用较为普遍的地方和企业,就一定是经济快速发展、市场更加繁荣,工作更有成效的地方和企业。相反,一些不重视普及和应用信息技术的地方和企业,一定是发展沉闷、进步缓慢、经济落后的地方和企业。
  正如美国银行家格林斯潘所言,美国近30年来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是计算机、电信和互联网。为此,我们的管理学,一定要高度重视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重视对三网融合、云计算、物联网的推动,把信息化融入工业现代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
  据调查,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区差距过大,再加上财政投入和金融施贷的重富轻贫、重大轻小、重锦上添花轻雪中送炭,造成我们信息技术的传播与普及差距甚大。中西部一些省份由于教学设施差,信息课程中计算机缺乏,致使一些学生小学毕业了没见过计算机,高中毕业了不会用网络。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影响了很多孩子的进步,而且也影响这些地方经济实力的提升。作为管理学家,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搞好区域统筹、城乡统筹,就一定要抓住信息与网络在管理上的应用这个抓手,大力推进城乡户籍管理网络化、公共财政管理网络化、教育管理网络化、医疗服务网络化、物流运营网络化,这不仅有利于统筹发展、科学发展、提高效率和效益,而且有利于改变二元结构,促进财政使用公开透明,减少腐败发生。总之,有利于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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